在民国,只有这10个人,才配称“先生”

作者:文摘 日期:20-06-11 字体:  标签:民国 先生 阅读:

  01

蔡元培

先生之蔡元培

  蔡元培先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。

  作为晚清的翰林,同时又是光复会的创立者,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当之无愧。然而,由于不愿与袁世凯合作,他毅然辞职总长之位。1916年年底,刚刚回国的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。

  在北京大学上任伊始,蔡元培提出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教育理念。在这一理念下,北京大学吸引了无数优秀的年轻学者,使得保守沉闷的学术环境顿时焕然一新。同时,这一理念影响了后来的蒋梦麟、胡适、梅贻琦、王世杰等人,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。

  在十年的校长生涯中,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广泛而彻底的改革,使得这所曾经的国家最高学府(京师大学堂)变成真正的世界性大学。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有:“教育应着眼于未来”,“教育者,养成人格之事业也”,“教育是专门事业”,“毋宁展个性”,“思想自由之通则,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”。蔡元培倡导的“教授治校”和“学生自治”制度,成为后来诸多大学一并认可的大学原则。

  1928年,蔡元培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。1940年3月5日,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,毛主席称赞其为: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。

  02

胡适

先生之胡适

  由于鲁迅对胡适的个人意见,使得胡适在现当代的知名度远远不及其所应有的名声。然而事实上,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,胡适都是中国学术、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。

  从1912年21岁时的胡适写就传世名章《非留学篇》起,胡适就已基本预定了未来数十年里中国新文明的引导者和指导者。1917年,26岁的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开启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序幕,这篇文章使胡适成为名正言顺的新文化领袖。

  在纷乱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,胡适始终致力于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,他宏大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他成为“先生”的基石。

  从1917年起,年轻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,此后他的命运就基本与北大绑在一起。1919年5月,胡适就成为北大教务长。1922年,胡适受命担任北大国学研究所。在此之后,胡适先后担任北大哲学系、外文系、英国文学系、教育系、中文系等五个系的主任,1930年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。抗战结束后,胡适卸任驻美大使,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。

  在胡适的理念中,“教育第一”。他追求学术独立和自由,在北大校长的任上,他发表《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》,提出“大学”真正的含义,并要求减少行政部门的干涉,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。在胡适伟大的教育理念下,“大胆猜想,小心求证”、“多谈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这些名言显得不值一提。

  胡适是“谦谦君子、温润如玉”的代表。他的一生受到无数人的崇拜和赞美,同样也受到鲁迅等人的辱骂,然而他从不诘责那些骂他的人。无论对待国家领袖,还是对贩夫走卒,胡适都是抱着一种关怀的态度,以至于无论是什么人,都以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为自豪。20世纪20年代,报社专门要求投稿严禁以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开头,这一典例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对胡适的态度。

  03

马相伯

先生之马相伯

  “我是一条狗,叫了一百年,也没有把中国叫醒。”

 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,他的人生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。他是掌握八国语言的神学博士,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。他培养出了蔡元培、于右任、邵力子等弟子。“庚子”年间,马相伯捐出全部家产,用于创建中西大学堂。

  1903年,他为因“墨水瓶事件”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创办震旦大学,又因反对教会治校创办复旦大学;他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向学生提出“救国不忘读书,读书不忘救国”的号召。

  辛亥革命后,马相伯以70岁高龄出任南京第一任市长,不久之后又辗转北大任校长。在北京,他与章太炎、梁启超、严复等人创办“函夏考文苑”,与英华等人创办辅仁社,辅仁社成为后来北京四大名校之一的辅仁大学。

  马相伯一生经历了5位皇帝,6位总统;他曾是李鸿章的助手,凭借的语言天赋,却是跟着糊表匠到处签订卖国条约。他顶着“卖国贼”的帽子,在谈判桌上争得面红耳赤,却始终无法力挽狂澜。在欧洲,他访问了那些最著名的大学,终于发现弱国自强之真理——“自强之道,以作育人才为本,求才之道,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”。因此就有了他下定决心办学的经历。

  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,马相伯以九十岁高龄,连续多次发表国难演说,为抗日救国不断奔走。1939年马相伯百岁诞辰,全国各地都在遥祝马相伯百年寿礼,国民政府给他颁发褒奖令,中共中央称其为“国家之光,人类之瑞”。而他自己却说,“我是一条狗,叫了一百年,也没有把中国叫醒。”不久之后,国失巨匠,百岁老人溘然长逝。

  04

张伯苓

先生之张伯苓

  张伯苓的一生都与天津有关,与南开有关。1891年,15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。然而仅仅过了三年,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,他目睹了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。1904年,张伯苓东渡日本,参观战胜国之所以战胜的理由——他考察早稻田、高等师范、高等工业等大学,亲见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教育之先进。

  回国后,张伯苓立即着手创办中学——私立中学堂。1907年,乡绅将南开洼十亩土地捐给学堂,学堂迁建南开洼,定名“南开”。在此之后,张伯苓和“南开”的名字就没有再分开过。1917年,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;1918年再次考察美国教育,他和严修、范源濂等人遍访了哥伦比亚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加利福尼亚大学等。回国后不久,南开大学诞生。

  张伯苓秉着“痛矫时弊、育才救国”的目的来办教育,以教育来为社会谋进步,为中国之困局提供解决方法。他提倡“教授治校”、“师生治校”的方针,坚持南开要研究、解决中国问题。

  1937年7月,日本全面进攻中国,天津首当其冲,南开大学、中学、女中全部被轰炸,身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。清醒之后的他发表“敌人此次轰炸南开,被毁者南开之物质;而南开之精神,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!”不久之后,南开大学西迁长沙,和北大、清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。随着日军的深入,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昆明,也就是当下人尽皆知的西南联大。这所大学仅存半年,却硕果累累,为中国现当代科技、文化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46年,南开回归天津,并改成国立南开大学。

  05

陶行知

先生之陶行知

  “千教万教,教人求真;千学万学,学做真人”。

  这耳熟能详的对联,便出自陶行知先生之口。1908年,17岁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,然而由于他并不信教,受到了这所教会学校的歧视,三天后陶行知弃学,这样一来,和近代诸多名人一样,陶行知也实践了“弃医从文”。第二年,他考入汇文书院,汇文书院后被改组成金陵大学。1914年,陶行知以第一的成绩毕业,随后赴美留学,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,师从杜威,成为胡适的师弟。

  回国后的陶行知,先后和蔡元培、晏阳初等人发起“中华教育改进社”、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社”等团体,推动社会教育,尤其是平民阶层的教育运动。1927年,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,亲自实践推动平民教育。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。陶行知尝试以教育为主要手段,来改善人民的生活。1933年,陶行知发起成立“中国教育学会”。1936年,陶行知发起国难教育社,并拟定《国难教育方案》。

  1939年抗战期间,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中学。1945年,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,并出任校长。他亲拟“人民创造大社会,社会变成大学堂”的宗旨,推行民主教育,提倡“生活即教育”、“社会即校园”的口号。

  抗战胜利后,陶行知回到上海,投入到反独裁、争民主的运动中。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1946年7月25日,因过度劳累,加上“李、闻事件”的刺激,陶行知英年早逝。

  06

陈寅恪

先生之陈寅恪

  陈寅恪,20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、语言和国学大师,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,清华“百年四大哲人”之一,史学四大家之首。他的学问,被傅斯年称为:“近三百年来,一人而已”。

  陈寅恪身出名门,他和他的祖父陈宝箴、父亲陈三立、兄长陈衡恪、侄子陈封怀被称为“陈氏五杰”,而陈寅恪则是陈氏家族成就最高的。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,而陈寅恪在当时是惟一的正教授,陈寅恪也被称为“公子的公子,教授的教授”。正如同刘文典在侮辱沈从文的时候提到“只有陈寅恪配拿四百块”那样,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不可撼动。

  关于陈寅恪,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观念。在清华国学院,陈寅恪和王国维最为近乎,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后,陈寅恪亲书纪念碑文,首提这一观点;到后来,陈寅恪拒绝科学院任职时,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,再提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晚年的陈寅恪,以目瞽足膑之躯,完成皇皇巨著《柳如是别传》,再次透露自身对这一观念的坚守。

  陈寅恪是“先生”中惟一没有当过校长的人,但却在中国国学、史学、语言学等诸多方面都成就甚高,在哈佛大学时,他与吴宓、汤用彤被称为“哈佛三杰”,回国后,陈寅恪又与梁思成和翁文灏被称为三大“国宝级”大师。他辗转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香港大学、岭南大学、中山大学,但从未放弃过学术独立和自由之理念。陈寅恪是中国近代学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

  07

梁漱溟

先生之梁漱溟

  梁漱溟凭借着《究元决疑论》的长文,以弱冠之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,再一次打破北大教师的年龄。23岁,大多数人正是在大学废寝忘食地修学的年龄,北大落榜生的梁漱溟却意外地成了北大教师。有人怀疑梁漱溟的学术水平,然而进入北大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就拿出了专著《印度哲学概论》。他的见解之深刻,最能体现的是在他27岁完成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专著中,这部著作一经出版,轰动一时。

  梁漱溟被称为“最后一个儒家”,但他自己却认为自己“是一个有思想,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”。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,辞去北大教职,来到山东的一所中学出任高中部主任。他考察陶行知的晓庄师范,考察各地乡村教育建设,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担任院长。多年的教育经验成就了他《乡村建设理论》的出版。

  他参加民盟,与黄炎培等人发起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,与其他仁人志士一道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;他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方法,并完成《中国文化要义》的著作。他坚信自己的乡村教育建设理论,曾尝试从乡村教育入手,改造社会,寻求出路。

  08

竺可桢

先生之竺可桢

  竺可桢的名字可能知之甚广,因其是我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开拓者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,竺可桢是浙江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,竺可桢之于浙大,犹如蔡元培之于北大;浙大的教育理念和风貌,基本是竺可桢时期奠定的。

  1910年,竺可桢和胡适、赵元任等人一起成为第二期“庚子赔款”留学生。留学回国后,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、东南大学、南开大学等开授气象学课程;1936年4月,已是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的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。竺可桢在任的13年,恰好处在当时中国最动荡的年代;而正是在这样的年代,竺可桢却使浙江大学拥有了“东方剑桥”的美誉。

  竺可桢是近代大学校长中少有的理科生,然而他却很早就认识到,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社会,引领社会,保承和弘扬中华文化,他要求浙大能像“海上灯塔”那样,成为“社会之光”。他提倡通才教育,坚持学术自由,积极推行教育改革,竺可桢的到来使得浙江大学风气顿开;不仅如此,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。在竺可桢的努力下,浙大笼络了苏步青、陈建功、谈家桢、王淦昌、丰子恺等知名教授,并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大学之一。

  竺可桢的“理科”背景,也让他更加坚定大学的科学精神;尤其是结合浙江大学最早的名字——求是书院。他要求学生“不求仕进,不谋尊荣,而用尽毕生之力,抱苦攻之决心以发明真理”,在他的心目中,也只有这样,才是中国未来之希望

  09

梅贻琦

先生之梅贻琦

  他天生儒雅,沉默寡言,却是“庚子赔款”第一期赴美留学生。他的一生都与清华大学有关,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,因此他也被称为“清华百年四大哲人”之一。

  他回国后,历任清华学校教员、物理系教授、教务长等;1931年,国难当头,他应召出任清华大学校长。他在就职演说中,提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。因此他为清华到处延揽人才,包括许多知名的世界级教授。他在清华推行“通才教育”,追随蔡元培先生的“兼容并包、学术自由”;他的改革使得清华大学第一次超过北京大学。

  然而他最有成就的时候,却是在西南联大之时。因为抗战,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临时合并,梅贻琦成为合并后的大学负责人。在西南联大,他提倡“教授治校”,爱师如命,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下,他带领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——这里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,却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4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。

  1955年,他动用清华基金,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,成为两岸清华共同的校长。他就是梅贻琦。

  10

晏阳初

先生之晏阳初

  晏阳初,一个并不为人熟知的中国名字,却被美国列为“四百年来世界最具贡献的十大伟人”之一。他是耶鲁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,然而在他有生之年,既不想做官,也不想发财,却只想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做出贡献。

  晏阳初出生在教育家庭,受到父亲的影响,很早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。从美国留学归来,他在上海主持平民教育工作,1923年,他出任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总干事。他认识到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、愚、弱、私“四大病”,因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发起“识字运动”,号召“除文盲、做新民”,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进行平民教育,培养其知识力和生产力,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。

  晏阳初亲自实践平民教育,在河北、在重庆都组织过乡村平民教育建设,他提出以“学校式、社会式、家庭式”三大方式并举,“以文艺教育攻愚,以生计教育治穷,以卫生教育扶弱,以公民教育克私”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,最终实现乡村平民教育。从1920年代起,直至他最终去世,晏阳初在平民教育事业上耕耘七十载;1950年后,晏阳初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,协助菲律宾、加纳、泰国、哥伦比亚等多国推动平民教育。

  在晏阳初看来,“人民是国家根本”,他以拳拳赤子之心推动国家平民教育,推动乡村建设理论;他的《告语人民》成为世界平民教育史上的旷世名著,鼓舞和推动世界各国的平民教育运动,以使他们的民族更接近文明。

评论
0位读者发表评论
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友情链接网站地图
文学爱好者版权所有|赞赏
SiteMapRS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