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雪弥漫着北回归线，索尔仁尼琴要离开自己的祖国。这位秉持博爱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，本可以在国内享受大师待遇。然而，漫天的冰雪冰封不了苏醒的良知，索尔仁尼琴给朋友写了封长长的信，抨击时政。从此，关押、流放伴随着他的后半生。
1974年，索尔仁尼琴在妻子的陪伴下流亡西方。56岁的索尔仁尼琴刀刻般的脸上，没有忧郁和悲伤，流露的只是悲悯和深邃。
从互联网上，我看到了索尔仁尼琴离开祖国后的照片。眼镜后面，索尔仁尼琴目光灼灼，有力的手，坚定地握住一个小小的笔记本，笔记本贴在胸前，显示出这位苏联最有良知的作家罕见的意志和决心。
如果他让良知冬眠，厄运就不会如影相随，然而这样会让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灵魂无法安稳。不知道，那小小的笔记本里记录的是什么，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。或许，笔记本里就写了“良知”两个字，这是他捍卫的目标，也是他心灵的强大支撑。
女摄影家蒂肯·肖伯利在二战时期已功成名就。越战爆发，良知让她不安，她要用镜头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战争。47岁的蒂肯到了西贡，和部队一起行进，亚热带酷热的天气、单调的食物和长时间的疲惫行军，几乎让她崩溃。蒂肯忍受这一切。她把镜头当做士兵的枪口来瞄准，要击穿那些谎言和欺骗，击穿那些新闻舆论宣传既成定论的腔调。然而1965年10月4日清晨，一颗地雷结束了她的生命，最后她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猜到有什么事要爆发了。”
看着躺在血泊中的蒂肯的照片，我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泪，因为我看见了她的珍珠耳环和插在帽檐上的刚刚采摘的野花。她对生命的爱，并不比谁逊色。然而，当她想到战争中成千上万灰飞烟灭的无辜生命，她又把内心的良知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。
没有一个人比塞姆克利丝更为绝望，这位患了艾滋病的南非妇女已求生无门。艾滋病是人类最严重的疾病，在非洲，它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。成千上万的人处在病症的折磨中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向死亡靠近，成千上万的人对艾滋病的预防和传播并不了解。而社会舆论尚停留在对艾滋病人不遗余力进行道德谴责的最初阶段。
然而，塞姆克利丝，这位普通的南非妇女站了出来，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患有艾滋病。她的良知告诉她，不能再把艾滋病当成隐私，唯一的理由是，这样做对公众有好处，这样可以教育和挽救她的同胞。
形销骨立的塞姆克利丝坐在沙发上，眼神中流露出忧伤和渴望，身边坐着她健康顽皮的儿子，她让摄影师给她照了张相。一个月后，病魔夺去了她美丽的生命。虽然疾病侵蚀了她的肉体，但是，她始终保有健康的心灵，她的心中有一块圣洁之地，圣洁之地安放着“良知”两个字，连魔鬼也无法夺去。……漫长冬夜，读着这些名字和关于他们的故事，独处于冰冷的书房，我的内心感到了希望和温暖，犹如在黑暗的夜空，看见了彗星划过的光亮。
良知站立在中间，向左向右，只要想背离良知，都能轻易找到理由。
因循习俗，依附制度，遵守习惯，阿谀大众，附和媒体，墨守成规，这一切都简单易行，既可以自保，又可以获取优待。然而，那不是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说话，往往是游离于事实真相之外的表象在说话，偏离了通往良知的道路。
甘于混迹大众，听凭众声喧哗，又如何能听到良知的声音？
我的心里，珍藏着这些名字。暗夜中这些闪亮的名字，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所在。他们像永恒的北斗，给我们永恒的昭示。
唯有心存慈爱和悲悯，唯有舍弃坦途偏向荆棘，唯有坚忍勇毅不惧牺牲，才能找到通往良知的唯一道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