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李烈还没结婚时，有天在红厨吃饭，聊到某音乐界好友在报纸上提到，“罗大佑出身‘贵族’，就音乐人训练方面，比较占优势。”李烈当下附和：“对啊，我们小时候一直把医生家庭当贵族的。”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钟之久，把她当众吓哭。
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，跟他本人有绝对的关系，但以出身来论成就，不但失之偏颇，更是一种偏见。我对此事非常不满，就问李烈：“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长大的吗？”父亲小时候赤脚上学，每天早上要走两个小时到车站，搭一小时火车到新竹，再走半小时到新竹中学，来回共耗去六七个小时。
二战期间，他被派往南洋当军医；国民党来台后，他又被派到越南当军医两年——从他寄回的邮票上，我才知道他去了越南。后来经济逐渐好转，他一人赴高雄创业，靠一名助理和一名护士的协助，经过30年才创下一番事业。他这辈子完全是凭自己双手打出来，若被定义为“贵族”，我想是相当不公平的。
我小时候家住开封街，附近有两家漫画店，租一本漫画2毛钱。父亲从不阻止我们，但每周他都会带我们去东方出版社买有注音符号的一些优良读物，如《小妇人》、《三剑客》。记忆中他很少纠正我们的一些小动作，倒是母亲总会要求我们碗要好好拿，不要剩饭菜等。记得那时班上很流行把长寿烟银白色的锡箔纸撕下来弄平，剪成各式图案来玩。有一次看完电影，我心血来潮，边走边捡路上废弃的烟盒，大概捡十来包，乐不可支。没想到回家后，父亲二话不说，把我拉到浴室，狠狠揍了我一顿，边打边骂：“我让你受好教育，是让你捡东西的？”我那时大约读小学三年级，印象很模糊。父亲过世三四年后，我和兄姐们在纽约聚餐，大哥重提此事，说父亲曾经告诉他小时候痛打我的往事，并发誓这一辈子不会再打小孩。
从18岁起，父亲就教我开刀；家里全是医生，这和我后来学医有很大关系。医学院的7年训练，加上后来在医院工作两年，朋友认为我花费这么多时间学医，未免可惜。但医科是严谨科学，对我后来写歌、做音乐乃至为人处世，都有莫大影响。
父亲从未阻止我玩音乐，他知道我喜欢音乐，也做得不错，但始终劝告我：“做音乐可以，但不要放弃行医。毕竟医生的社会地位高，收入稳定，又受人尊重。”
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，大到我没办法为他写一首歌。他受帕金森综合征折磨长达10年，路走不好，我给他买了根拐杖，但他不常用，多次当街摔倒。我忍不住问他：“爸，你怎么就不拿？”他虽然不说，但我知道，拐杖对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征。他一辈子行医救人，都是他帮病人解决问题，怎么可能让自己成为需要扶助的弱者？
父亲在纽约买了间小公寓，过世前两天，他居然开口唱起歌来。他平日很少唱歌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他有次邀请医院同仁来家里过中秋节，他在天台上好不容易唱了首《月亮出来了》，嗓音很低，五音不全，令我印象深刻。那天，他又再度开口唱起早年在南洋当军医时的军歌，照顾他的阿姨非常惊讶：“阿公，你怎么会唱歌？”“你不知道，罗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。”父亲答了这样一句。两天后，他便过世了。
父亲过世，我一直觉得很难接受。我想，大概要花一两年时间，我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吧。
他走得很安详，这是我们比较心安的地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