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7月，我从合肥炮兵学院毕业，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崇明岛的守备部队任职。1994年，我与相恋两年的女友结婚，两年后我们的女儿楼锦施出世了。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当我焦急地在闵行区中心医院产房的门口等待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从护士手中抱过刚出生的女儿时，心中的幸福感难以言表。看着小巧可爱的女儿，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责任：从此刻起，我就是这个小生命的爸爸了！我要抚养她长大，直到她能独立飞翔。
一周后，我把妻子和女儿接回了家。按医院的规定，每个月要带女儿去做一次例行检查。到第三个月去检查时，那位年轻的医生反复检查了女儿的头颈部，发觉女儿的头似乎不像正常儿童那样能自如地抬起，就建议我们去大医院做脑CT。我们带女儿去了华东医院，报告出来，诊断为“脑容量不足”。这其实就是脑瘫，但我们当时还不懂，按着指点我们又带女儿去了儿童医院。在儿童医院，一下子来了几位儿科专家会诊。他们围着女儿详细地诊视，我和妻子心里紧张极了。专家会诊后将会诊意见告诉了我们：女儿是先天性脑瘫患儿，这种病目前还是世界医学的难题，不能治愈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大脑中霎时一片空白！许久，一个声音在我心底不停地响起：不管女儿得的是什么病，只要哪里能看，一定要带她去看，一定要治好女儿的病！
治疗开始了，是药物治疗配合理疗。每天要给女儿打“脑活素”，做“体外反搏”、“导平”等治疗。每天治疗的时间达五六个小时。那时我在部队的工作非常忙,抽不开身，所以每天都是妻子带女儿去医院治疗，我一个月只能抽出一天带女儿去。妻子吃了多少苦我知道。一想起妻子不论刮风下雨，每天都要抱着女儿去挤公交车的情景，我心中的酸楚就难以抑制。我是个军人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我们有多少军嫂是这样辛勤地付出啊！为了给女儿治病，妻子被迫辞去了在闵行区中心医院的护士工作。
那时女儿每天的治疗费用要近500元，而我每个月仅有1000多元的工资，妻子又辞了职，这治疗费的“空洞”一下子就让我们的家庭深深陷了进去。好在组织和战友们及时伸出了援手，我和妻子的亲朋好友也都慷慨地资助我们。后来我计算了一下，到女儿11岁时，这些雪中送炭的资助前前后后共达近10万元(这些年，我们前前后后还借债近30万元)。我和妻子对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永远深怀着感激！
但是，女儿每天近500元的治疗费用就像无底的黑洞，借来的钱永远填不满它！为了筹钱，我多次回老家诸暨向亲友去借。次数多了，钱越来越借不到了。是啊，这有借无还的“无头债”确实太难为亲友们了，毕竟人家也不是大财东，也要靠辛勤劳动的所得生活呀！我向亲友借钱每每难于启口，有时借不到钱我心里难受，但决不怨亲友，他们已经尽力给了我们支持！
那段时间，我和妻子带女儿去看病，从来不坐1元钱的专线车，而只坐5角钱的公交车。出门在外口渴了，从不舍得买瓶装水或饮料喝，回到家里再捧起白开水猛喝一通。1997年我母亲从家乡来上海看小孩，回去时我送她去火车站。在候车大厅，我从兜里拿出100元钱给母亲，算是孝敬母亲的。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要，我们母子推让着，母亲忽然放声大哭起来。母亲说：“我不要你的钱。我们做父母的帮不了你，看你这么苦，我不要……”我抱着母亲也大哭起来。在候车大厅，我们母子就这样旁若无人地痛哭失声。父母亲好不容易把我拉扯长大，我是他们的独生儿子，本该好好孝敬两老的，现在却拖累得两老一贫如洗，每日要拼命劳作，赚些钱来支援我。我心中有愧，我难受啊！多少年了，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，但每当我想起那个情景，泪水又会忍不住盈满眼眶。
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，可我面对的却是一年十多万的治疗费亏空！但我是一位父亲，我有责任为了治女儿的病赴汤蹈火！那一阵，我一想起马上要付的治疗费，心里就发紧。钱、钱、钱！我到哪里去找钱为女儿治病啊！
周末的一天，我去小菜场为女儿买鲫鱼熬汤。在菜场外的路边，我看到有不少小摊贩，其中有一个在卖袜子。我心中一动，问了下价格，一双袜子要卖2.50元，或10元3双。我的老家诸暨正有许多袜子工厂，也许，这是个生财之道。回家后，我打电话向家乡的亲友询问了行情，知道家乡的批发价是一元一双。
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做做袜子生意。周末，我们坐火车回老家，在批发市场批了一蛇皮袋的袜子回来。我这样做内心是极其矛盾的，因为作为军人，我不应该做这样的“生意”。但我面对的是极无奈的选择，我再不愿向组织伸手了，况且，我想我只是利用休息日协助妻子来干这件事，决不会影响到工作。
“批发”回来的当天下午，我就身着便装陪妻子一起去了小菜场。我们学着那些小摊贩，也用一块塑料布朝地上一铺，然后摆上五颜六色的袜子。吆喝一声：“2元5一双，10元3双！”赶紧转头四面看看，可不要碰见熟人啊，心里“怦怦”直跳。两个多小时，卖出了十几双袜子。虽然只赚了十多元钱，但对我们来说已是“沙漠中的甘泉”，是可以为女儿治病的钱啊！如此积少成多，毕竟可以填补一部分亏空。那天，我们有了许久没有的高兴。
以后，妻子有空就去摆摊。休息日，我也去陪妻子。天黑了，就在路灯下摆。这样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八九百元。因是居住地，难免会遇见熟人。每当远远望见眼熟的身影，我们就赶紧埋下头，或转过脸去。但摆这样的违章小摊，“逃难”却是免不了的。每当听到有人高叫一声，也只好像其他小贩一样，把塑料布一兜，立即“席卷而逃”。
一个周六上午，我陪妻子去更远处的一个菜场摆摊，还没卖出两双袜子，就被一位中年警察逮了个正着。面对他的责问，我们心中惭愧，无言以辩。我对他说：“我妻子摆摊是不对，我也知道是不应该摆摊的，但家中有特殊情况，实在没办法才摆的。”中年警察看了看我们，大概也看出了我们的“难言之隐”，他挥挥手说“以后不要乱摆了”，转身便走了。我想，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警察。
我们的“摆摊生涯”持续了大半年便结束了。因为女儿经过近两年的治疗后并无什么效果，医生就建议不必再治疗，“脑活素”之类不必再打，巨额的治疗费负担一下减轻了。
2001年夏季，我们将女儿送进了徐家汇的博爱儿童康健园，那里专门收治脑瘫患儿。女儿是全托，周一送去，周五接回。在康健园，女儿接受各种康复训练，练抬腿，仰卧起坐，练走路，训练强度很大。脑瘫患儿承受着巨大的“康复痛苦”，我为他们心痛，也为他们骄傲，因为他们用百倍的努力换来了一点点的成功！
一天傍晚，我公差正好路过康健园，禁不住对女儿的思念，我走了进去。我趴在女儿教室的窗口朝里望，只见女儿和20多个脑瘫儿童围着一张长方桌坐着。也许正是休息时间，他们就这样呆呆坐着，没有说话，没有欢笑，没有交流……因为他们是脑瘫儿，他们没有像健康儿童那样交流的能力，也不能像健康儿童那样活泼快乐！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女儿有时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。我的泪水潸潸而下，竟不知自己是怎样离开的。
女儿上康健园了，妻子又恢复了工作。我们还欠着许多债，但妻子有了收入，我也增加了工资，虽然女儿一月仍要2600元的学费，但我们省吃俭用，一点点把借人的钱还掉。我和妻子还是谈恋爱时去过上海的几个公园，以后就再没去过，直到女儿大了些，才带女儿去。至于去外地旅游，那暂时还没列入我们的“家庭议程”。妻子几乎永远都穿着几十元一件的衣衫，这让清秀的妻子显得“寒酸”，但她不在乎，说：“这很好了。”
每个周日的晚上，妻子都要给女儿整理下周带去康健园的衣服。看着妻子在灯下默默地在衣服上绣女儿的名字，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，我总有难言的感动：她是位好妻子，更是位好母亲！
周一早上送女儿是我的任务。我5：00就起床了，坐车到徐家汇，再换车将女儿送到园里。6：30往莘庄的单位赶，有时赶不及吃早饭，就抓两只馒头吃吃。
脑瘫儿童体质差，容易生病，女儿一生病只得接她回家。脑瘫儿童睡觉时两只手都是向上摆着睡的，脚一蹬被子就会掉下来，很容易感冒。女儿在家时我每晚总睡不好，如果赶上她生病，我更是整晚不能睡觉，因为常常要为她盖被子。不睡觉就看书，或把电视声音调到最低看电视，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。2002年夏天，女儿又一次生病，我一连五天没睡上觉。周一坐在公交车上，我全身直冒冷汗，难受得想吐。后来到医院一查，是得了高血压。我这高血压是“熬”出来的，但我不后悔，为了女儿，我愿付出一切。我只是常常在想，有人能发明一种“儿童蹬被报警器”就好了，我设想可以用热敏式设计。
2003年，女儿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关爱下，走进了莘庄镇小学读书。女儿就读的虽是辅读班，但像女儿这样智力、运动、语言“三不行”的脑瘫儿童却只有她一个，学校是破例收下女儿的。但学校对女儿的教育和关爱却是无微不至的，不但免去了女儿的所有费用，连饭费也给减免了，甚至老师还要背着女儿上厕所。在老师的耐心帮教下，女儿进步很快。一到周末，我也尽量抽时间教女儿识字、做加减法。现在女儿已经能认一二百个汉字，认识了拼音，并会在电脑上打拼音，会20以内的加减法。有时在路上，女儿会认真地“朗读”路边的广告，问我们“这是什么意思”。
难忘那一天。是女儿入学三个多月的一天，女儿放学回来，妻子对女儿说：“叫爸爸。”女儿望着我，忽然开口叫道：“爸——爸。”我抱起女儿亲了又亲，热泪盈眶。多少年了，爸爸心甘情愿地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第一次叫了爸爸！脑瘫儿的语言能力很难培养，女儿几年前已会叫“妈妈”，可叫一声“爸爸”竟隔了这么多年！所幸，女儿的语言能力进步很快，现在她妈妈已能听懂她的许多语言(因口齿不清)。
我和妻子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让女儿逐步康复到能够基本生活自理。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，节俭地生活。这几年，妻子先后考出了“护师”和“助理医师”的资格，我也成了一名团职干部。我们要为女儿积攒一笔钱。女儿喜欢喝珍珠奶茶，以后我们老了，就用这笔钱买一个小店铺，让女儿经营一个奶茶铺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。女儿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，但我们要为她尽量创造条件，让这个折了翅膀的小鸟，也能在我们这个爱心的世界飞翔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