床下的母亲

作者:余少镭 日期:16-01-18 字体:  标签:母亲 阅读:

  母亲胆小,且不是一般的小。她总是对所有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,特别是在外出时。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,我们家在学校教师楼住了近20年——在没有商住小区的乡镇一带,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住宅区,进出都要经过学校大门和宿舍楼小门,左邻右舍都是同事。但母亲一人在家时,总是提心吊胆,外面稍有异动,她就会吓得心狂跳不停。

  她怕台风,怕暴雨,更怕打雷。等到我和弟弟妹妹都分别成了家,她的胆小发生了转移,更多的表现为对我们的不放心。03年广州非典肆虐,她几乎一天一个电话,问我们要不要先回去暂避,或干脆辞职。这几年我开车回家,总是不敢先跟她说出发时间,否则她会时刻煎熬,担心我在路上的安全。

  年轻时不会做人,对母亲的过度胆小颇不耐烦。但随着年岁渐长,沧桑经历多一点,对母亲就理解多一点。今年清明回家,无意间跟我爸和弟妹聊起国情,说起民主与极权的制度差,说起当今左右两派在网上网下的纷争……

  平时跟家人几乎不谈政治,积抑太多,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。这些话题母亲应该是不感兴趣的,没想到她默默地听着,突然怯怯地插话说:“你这么说,好像又要武斗一样。那时候也是先从两派你骂我我骂你开始的……”说着看我一眼,眼神溢满忧虑。

  那一刻,看着母亲的眼睛,四十年来听到的,所有跟母亲有关的往事,一下子涌了上来,我想我应该知道,母亲为什么那么胆小了。

  母亲生于1945年初,家中排行第四,她上面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。那时我外公已家道中落,家徒四壁,而潮汕尚在“失陷”之中。为讨口饭吃,外婆用一根背条,将还在哺乳期的母亲兜在背上,跟老乡一起,前往邻县饶平黄岗卖旧衣。

  所谓卖旧衣,就是会针线活的潮汕妇女将低价收购或捡来的破烂衣服,缝缝补补之后,卖给其他穷人穿,赚点蝇头小利。从我老家澄海莲阳到饶平黄岗,外婆要走七甫(35公里),那可都是砂石铺就的崎岖山路;路上还有不少关卡,有“日本仔”的,有“乌脚警察”(伪军)的,还得提防夜里突然出现的海贼。每过一个关卡,都是在闯生死关,被搜身、踢打、扇耳光是常事,搞不好就给你一刺刀。

  襁褓中的母亲,由于母乳的缺失,路上常被饿得嗷嗷大哭。当时她虽然什么都不懂,但母女连心,外婆的每一次点头哈腰、每一次踉跄倒地、每一次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惨痛,不可能不给她留下强烈的刺激。

  一个刚睁开眼睛看人世的婴儿,眼前全是一张张凶神恶煞般的脸,小小的胆,怎么可能不被吓破?

  日本投降之后,内战又起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。母亲三岁那年,一家人濒临饿死边缘,她父亲在将她二哥卖掉换回一担地瓜之后,又抛下妻儿老小,只身一人偷渡到暹罗谋生。我外婆咬紧牙关,靠给有钱人家缝补衣服,硬是坚持到了江山易帜。新政权为笼络民心,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等私产分给穷人,一家人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。

  但命运假政权之手,跟民众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好景不长,只几年工夫,分给穷人的土地,又以“合作化”的名义收归国有。“人民公社”狂飙突进,“公社食堂”霎那的狂欢过后,饥饿再次将死亡的阴影笼罩在百姓头上。

  相同的是饥饿,不同的是,母亲出生时,饥民尚可以逃荒,可以自救,这一次不但不允许,还得饿着肚子歌功颂德,大唱“人民公社好”,谁敢流露半点不满,就得接受残酷的批斗。1960年,在震天动地的赞歌声中,母亲已出嫁的姐姐所生的儿子“扁芋”,刚满周岁,就活活饿死在他母亲的怀里。

  命如蝼蚁的年代,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,现在已很难去想象。不管那段历史被人怎么粉饰,每个家庭的切肤之痛,都是一本焚禁不了的史书。

  但是,跟“武斗”时期相比,少儿时期所经历的饥苦,尚不是造成母亲胆小的关键原因。

  父母这辈人嘴里的“武斗”,特指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1968年6月-11月,发生在汕头澄海苏南地区的派性武装斗争事件。跟湖南道县、广西玉林在“文革”期间发生的大屠杀相比,我老家这场武斗,死伤人数没那么多,但过程的惨烈,有其更加骇人听闻之处。《澄海县志·“文革”大事记》载:

  7月23日,澄海县革委会、军管会调集全县武装民兵协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三面围攻涂城、永新、槐泽、建阳、上巷、兰苑、程洋岗、潜溪等大队。至25日先后进占,在当地打死干部、群众69名;25日下午5时,又将干部、群众80余名押解到澄城县治安指挥部,在治安指挥部门口打死17名。

  文字记载总是冰冷的。但对于我母亲来说,那三天,才是她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  ——当时她挺着六个月大的肚子,在我外婆家的床底下,心惊胆战躲了三天。

  县志中的“永新”,就是我的家乡。因为出了个汕头第一任地署专员(相当于汕头市委书记)余锡渠,“文革”开始时被列为“当权派”。到了1968年7月,永新大队被成立没多久的澄海县革委会划入“余林反革命集团”阵营(“林”为当时汕头农业局长林兴胜),是造反派眼中非拔掉不可的“白点”。

  由于坚信自己也是“革命”的,永新在遭到围攻时也曾顽强反抗,除妇儒外,几乎也是全民皆兵;民兵的机枪、步枪、长矛等全都用上,抗战、内战时留下的炮楼,则是现成的堡垒。据父辈回忆,战斗的惨烈程度是空前的。

  因为久攻不下,革委会、军管会请求野战部队支援,当时驻扎在汕头的一个炮兵连,将大炮运到国道324线上,炮口对准永新,不投降就开炮。重兵压境,永新终于竖起白旗投降(讽刺的是,在造反派口中,此次武斗被称为“解放苏南”)。

  武斗进行了三天。那段时间,母亲肚子里的孩子六个月了,父亲在澄海外砂教书——那是造反派的阵营,父亲因为是“余林反革命集团”的人,被抓起来批斗。消息隔绝,生死不明。甚至有一次,母亲听说县城打死了几个被批斗的,其中有一个高帽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……一个孕妇的恐惧和绝望,可想而知。

  丈夫生死不明,肚子里是六个月大的孩子,而外面枪声、喊杀声、惨叫声连连,院子里不时传来“敌人”已攻破哪里哪里的消息。外婆让我母亲蹲着身子躲在床底下(潮汕的老式“眠床”床底较高),外婆不断安慰我母亲说,不用怕,万一他们冲进来,我出去堵,要杀就杀我一个。此情此景,母亲没被吓傻或吓疯,已是奇迹。回忆这些事时,我总是想,若非当母亲的本能、护犊的本能,她如何能撑过那三天?

  7月25日,永新被攻破,接踵而来的就是疯狂的屠乡。县志里说打死几十人,在乡亲们的回忆里则不止。攻进来的造反派,剿杀对象主要是永新大队干部以及参加过抵抗的乡民,杀红了眼时,殃及无辜则是难免的。

  最令人发指的,则是一个连正名都来不及取、乳名“余臭弟”的三个月大婴儿,抱在母亲怀里,被长矛活活挑死(此事现勒碑记录在澄海塔山的“文革博物馆”里,“余臭弟”父母现仍健在)。那位痛失幼子的母亲,抱着婴儿的尸体,找到野战部队领导,哭着问:“你们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无法争辩,可这三个月大的婴儿他怎么反革命法?”

  可能是因为这事实在惨绝人寰,部队领导动了恻隐之心,出面干涉,大屠杀才被制止。我那躲在床底下的母亲,才躲过一劫。不敢想象,如果当时被造反派发现,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,会是什么样的命运。

  屠杀结束,但恐怖并未结束。据母亲回忆,外面平静下来后,因为家里养的猪几天没吃的,饿得嗷嗷叫,两个哥哥他们不敢出去割猪菜(男的出去不是被杀就会被强迫去带路搜找大队干部),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到田里割百合(一种喂猪的蔬菜)。

  田在下埔,她刚到田边,就看到田里倒着一具女尸,全裸,两个乳房都被挖掉……母亲一眼就认出来了,那是大队妇女主任,四十岁左右,尚未结婚。母亲当场吓得扔了菜篮就跑,腿都软了,没跑几步就倒在地上,恐惧使她咬牙爬起来,一口气跑回家。

  武斗结束后,母亲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,就是丈夫没被打死,只是被软禁被批斗而已。一听到这消息,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他。当时“反革命集团”的人要过莲阳桥,还得有公社开的证明。母亲到公社开了“良民”证明,带着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2元钱,挺着大肚子,步行十几公里,到了外砂,找到我父亲。

  那时父亲的工资已被停发,夫妻相见,连泪都不敢流……呆了没多久,父亲就说这里还是不安全,你先回去吧,这2元钱也带回去。母亲难以理解,一下子就生气了,说,这2元钱就是给你买烟的!扔了钱就走。

  离开学校几百米,回头看不到我父亲了,母亲的眼泪,才刷刷地流了下来。

  再过三个月,母亲临盆了,父亲依然回不到她身边。那时的公社医院、大队医疗站都已不复存在,医生都被打倒或靠边站,没人敢给人接生。外婆苦苦哀求一个民间接生婆,才给母亲接了生。

  那是1968年11月13日,母亲在家里昏暗的煤油灯影中,生下了我。

  回忆总是痛苦的。但不回忆这些,将越来越少人知道,就在四十多年前,我们的母亲,经历过怎么样的人间苦痛。她们的胆小,是这个国家将苦难加诸她们身上的后遗症。她们胆小,是害怕失去,因为她们曾经被剥夺了很多。在这个母亲节来临之际,我只想问那些骨子里盼着“文革”再来一次的人一句:

  你们愿意你们的母亲、妻子女儿,再经历这样的灾难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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