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对我是个谜。我只看得懂一点：作为家里三兄妹中的长子和唯一的儿子，父亲独自承担了赡养老人的责任，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，每月都由我母亲按时寄钱回老家。我想不起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别的父子内容。
爷爷奶奶在威海时，父亲很少给他们写信，每年春节前一封家信，大都还是母亲执笔。二老住到我们家后，他们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门对门，但父亲很少进老人的房间，他们父子间从无没事闲聊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红过脸。我不怀疑父亲是个传统的孝子，但他的表达少到我甚至没怎么听他叫过“爸”。
父亲和爷爷大半辈子似乎都在回避他们之间的“现实关系”。父亲去世后，我们瞒了奶奶10年，而直到奶奶在洛阳离开我们，这10年间她对从未得到父亲一次问候似乎并不觉得匪夷所思。自从儿子“背叛家庭”参加革命工作后，几十年里他们和儿子关系的现实状态，就是那种在漫漫时空中日渐凝固起来的距离和沉默。
父亲自1946年离开威海到上海，至1980年母亲将爷爷奶奶接到我们家来住，34年间父亲只在1961年回过一次老家，那还是我大姑写信谎称老人病重将他骗回去的。
我和父亲之间不存在这种荒诞的、“超现实”的距离和沉默。我小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就比较随便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我和父亲说话益无忌惮。
但是，随便不等于亲密。父亲在去世前的那场大病中，曾有一次要求我用手指掐一下他的脚，看看是否有水肿。对这个简单的要求，我当时竟感到困窘和烦躁，没有照办。事后我理解，在我们父子间，这个要求并不简单，它其实触动了长期以来在我们父子关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，即亲密性的缺失。
父亲以前从未对我提出过类似的请求，平常父亲和我更像朋友关系，极少有感情的交流（即使我们父子情深）。
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父子每周见面聊的基本都是和家庭事务、父子亲情无关的“时代话题”，我们经常为千里之外北京的事和万里之外华盛顿的事争得面红耳赤。这是我和父亲关系中的荒谬之处。
父亲因病去世后，我对朋友重复着一句自怜自哀的话：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。我心底涌动的太多感触说不出来。我曾以为看不懂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，其实父亲明明白白地赡养了老人几十年。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什么都还没做，明白自己愧对父亲，枉为人子。
儿子从小和我之间不缺父子感情的交流。儿子上初中时，我和他出门上街，他还会习惯性地抓住我的手；每晚他临睡时，我都会过去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，和他道晚安。如果将来我在病床上要求儿子掐一下我的脚察看水肿情况，他的反应一定是积极的。但是，在儿子长大的过程中，我们父子间不仅有亲密接触，也有严重对抗，其中的情形同样荒诞之至。
我不难找到3个“关键词”来概括对3个不同时代父子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东西，即“信仰”、“观念”、“利益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