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代课教师的人生答卷

作者:佚名 日期:15-12-08 字体:  标签:人生 阅读:

  这是一位将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课教师,他在贫困的山村任教22年,教出了30名大学生。他已贫病交加,但他把自己比喻为山梁上的树,时日越久,根扎得越深。然而,清退意味着他将要被“连根拔起”,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

  大雪封山后,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凌的窗前回首往昔。他的视线因眼疾而模糊,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——今年,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仅余的31万名代课教师一起,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。

 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,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“清退令”后的又一个艰难时刻,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金落寞转身,剩下的则继续等待命运的裁决。

  消息激起公众的关注,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,呼唤社会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,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活动也相继发起。

  虽然教育部随后澄清“未明确清退时间表”,但1月22日该部门宣布严禁聘用新的代课人员,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清退计划,预示着清退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。

  他和青春理想,嘱托,扎根

 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空荡荡。孩子们刚走几天,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住了代课教师王建林。“我看新闻了,说要清退。”1月15日下午,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,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说,“我不喜欢‘清退’这个词,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。”现在,他所在的甘肃——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,将清退剩余的2.1万名代课教师,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。

 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,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,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,下雨的时候泥浆水没过脚踝。

 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,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。“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。”村中的同龄人说。

  王老师皮肤有点黑,面庞清瘦,严重的眼疾让他甚至无法看清教案。“我是用心来教书的。”他说,“我这辈子最想做的,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。”1980年,王建林高考落榜,他响应号召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了一名搬运工。“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,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,才配为人师表。”他一直这样认为。

  1987年冬天,由于长期的贫困、缺乏营养和腿疾,在农村老家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。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,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30多个孩子代课。

  仅仅十多天后,大哥病情恶化,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了遗言:“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。”事实上,王建林若选择从城市返回农村做代课教师,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,而且还可能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。所以,当时他犹豫了。

  后来乡干部上门游说,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。思考了一个春节,王建林决定留下来:“我想父亲是对的,这些孩子,如果没有老师,将影响他们一生。”他穿上那套整洁的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,登记册上至今仍写着哥哥的名字。“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,”22年后,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,“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,一旦扎下根来,只会越扎越深。”

  他和孩子: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

  王建林开始任职的20世纪80年代末,是中国代课教师群体增长最迅猛的时期。义务教育法的颁布让适龄受教育者的数量激增,从而凸显出师资力量的短缺,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。他们大多原先是农民,后来被称做“民办教师”,又改为“代课教师”,最高峰时有58万之众。

 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王建林都无法适应这种命运的吊诡——实现梦想,却失去哥哥。幸而孩子们为他驱散愁云。22年间,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学生,其中30名成了大学生。王建林说:“我希望他们都能做个好人。”常山小学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中央的低洼处,那里也是雨水肆虐之地。昏暗的教室让王建林几乎脸贴在黑板上写板书。下雨天则最让人头疼,他需要不断变换桌椅的排列组合,以免孩子们坐在漏水的屋顶下。

  一位学生这样回忆王老师:他时常挑着担子,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,教室暖和起来了,他却又忙着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。

 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除了用来买煤取暖,已难添一笔一纸,于是,王建林用废木头做了三角尺和计数器,又找了一个废旧喇叭,在孩子们自由活动时放些儿歌、唐诗。

  1997年夏天,一场眼疾找上了王建林——眼睛像灯泡一样肿起来,视线模糊、疼痛怕光。最后他只得蒙上纱布,靠记忆讲课。一个乡干部得知后为他申请了300元医疗费。“心里亮堂就行。”日渐失明的王建林笑着请记者放心,“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。”王建林同时带3个年级的20名学生,用的是复式教学法,即一个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不同的课。

  连夜大雪把常山小学装点成一片白色。虽然是假期,但1月16日这天,王建林还是认真清扫了每个角落。“看不到孩子,我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。”王建林的学生现在大部分已经走出大山,各有所成。不久前,一位已成为兰州白领的学生感慨于母校的困顿,组织同事送来了一批体育用品,让他甚感欣慰。

  王建林有着西北人倔强和尚义的古风,他鼓励学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,而非仅仅追求功利和实用。

  一名他昔日的学生跨入大学后想献身慈善事业,王建林成了这个村子里唯一的支持者。他认为,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。2005年,一名记者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时常眯着眼睛的代课教师。记者的报道引来关注,王建林开始受邀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。一次在兰州他被安排住进酒店,走进豪华洗手间,他竟尿不出来,他说当时他一下子想起学校那间露天的简易茅房。“孩子们还在受苦,我却享福了”,他这样想着竟独自伤心起来。

  他和家庭:忠孝之间

  22年间,王建林的月薪从40元蜗牛爬行般增长到200元,但分享这点收入的不只他一家五口,还有大哥留下的两个孩子。“作为一个男人,我很惭愧。”王建林常自责自己让家人生活得太苦。他没像别的代课教师那样因生活的艰辛而兼职打工,一是眼睛不允许,二是多少觉得有辱斯文。他和妻子张英芳揽下了一单织地毯的活儿,地毯供某款豪华轿车乘客踏脚之用。

  密密匝匝的毛线让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梭子上,时间一长就流泪。

  《南方周末》曾在2005年和2008年报道西部代课教师,发现代课教师们是“村里最穷的人”。有些边远地区,一些代课教师甚至数十年拿着40元月薪度日。

  桀骜不驯的王建林对此不以为意。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给他一套西装,他欣然接受。他喜欢穿戴整洁的感觉,把廉价皮鞋也一擦再擦。他说:“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,我是村里两代人的老师。”王建林的家在山坳深处,门帘已被寒风撕破,墙壁上的图案也斑驳难辨。面

  对家业凋零,农民王建林和教师王建林时常陷入对峙和矛盾。“对这个家,我亏欠太多。”王建林的父亲逝世于1996年盛夏。此前老父亲已常常抱怨腹部发胀,王建林以为只是胃病,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县医院。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,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。

  从县城回来,父亲开始吐血。王建林陷入内疚和恐惧,瞒着父亲偷偷做了口棺材。老人早已觉察自己时日无多,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三件事情:种好庄稼,照顾母亲,办好学校。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,父亲说把村里的孩子教好就行。

  另一个同样炎热的夏天,突发肺心病的母亲也在呼吸困难中痛苦离世。再后来,由于无暇照顾,女儿的癫痫日益严重,最终影响了智力,18岁还在上初一。

  王建林带着妻儿离开空落落的家,住进学校。村民们回忆,开学的日子,每天傍晚,都会看到这个瘦削的男人带着一群孩子穿梭在田野沟壑间,夕阳把他们映照成一支喧闹而豪迈的队伍。“没有王老师,娃娃们将来还是泥腿子的命。”一位村民说。2007年8月,由爱心人

  士出资、村上出地的新常山小学落成。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顶上,由此真正成为一处地理和心理上的制高点。正式开课的那天,王建林和孩子们在平坦干净的操场上追逐奔跑,笑声、欢呼声交织着旧喇叭中的轻音乐,响彻山野。

  他和“他们”:幸存者,遇难者

  纵使在尊师重教的“状元县”会宁,代课教师也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在这里,政府每年将过半的财政支出投放于教育,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,升学率惊人,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无异,这里的代课教师仍处在不被关注的角落。

  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,会宁自2007年以来已有158名代课教师离岗,剩余的771名也将采取“个人自愿,政府补偿”的原则清退。然而补偿标准官方却不愿透露。“主要是钱太少,不太好说。”当地一位教育官员说。

  这与该县在2004年进行“代转公”尝试时的勃勃雄心大相径庭。当年177名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获得转正资格,但3年后,这个曾广受赞誉的“会宁创举”却以流产告终。“我是幸存者,但站在无数个遇难者身上。”王建林说。1995年,他曾成功通过一次“代转公”考试,但核对个人档案时却发现他一直顶替着大哥的名字,这成了王建林教坛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,此后由于学历问题,他再也无缘转正。“过

  去等‘代转公’,感觉像被判了无期徒刑,现在被清退,算是判死刑了,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?”王建林感到无助。清退政策出台后,一位乡干部曾征询过他的意见,问他是否愿意主动请辞。王建林倔强地回绝,说不挣钱干也行,“就当我是一名教育志愿者,我死而无憾”。

  1月17日,王建林穿上皮鞋,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课教师王映斌。他们相识于两年前一个复式教学研讨会上,后来成为同病相怜的至交。

  王映斌的院子里晒满了玉米,但他丝毫没有丰收的喜悦——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,整天呆坐于床上。为养活一家五口,王映斌下课后就到乡上的工地做苦力,然后连夜批改作业。

  王建林对好友的境遇感到心痛。王映斌随后说起几个主动请辞的代课教师,他们成了农民工,工资却是教书时的10倍。王映斌说实在没辙了,那也是条出路。现场陷入了沉默。

  回到家,王建林表情沉重。窗外大雪漫天,王建林加炭取暖,陪记者坐至深夜,还说起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。一个慈善组织邀请了包括王建林在内的数十名乡村教师去首都培训,以提高西部教师队伍素质。在一次交流会上,一个以嘉宾身份出席的律师得知有代课教师在场,不留情面地问主办方:“都要清退了,为什么还要花钱培训他们?”这是对王建林尊严的挑战,他抢过话筒回敬:“你可以把教师分成三六九等,但孩子是平等的,他们都需要接受教育。”沮丧中的王建林随着浩荡的人潮来到天安门广场。“当时我看着远处的毛主席像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”他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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