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1973年下放农村，到生产队后没多久，便碰上了要命的“双抢”。盛夏时节，骄阳似火。我头顶烈日，弯腰撅屁股，在大田里割稻，插秧，薅草。热得衣服不能穿，只好光着膀子任太阳暴晒，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。
有一天，我正和社员们在田间劳作时，只见队里的会计风尘仆仆地来了。他姓臧，三十几岁，挺瘦，微秃，穿一件破旧得不像样的白衬衫，两只长袖耷拉着。队长看见他，问：“东西买来了么？”会计答：“买来了。”原来队长吩咐他去公社办事时，顺便到集镇上买包糖精回来。队长立刻叫人回家拿桶。那个遵命去取桶的人究竟是谁，如今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他飞奔在田埂上如神行太保。不一会儿，一只大木桶就交到了会计的手上。会计提着它转身走到池塘边，那时候池塘里的水真清啊，清澈见底。会计用桶底将水面拂了一下，舀起小半桶，拎起来晃晃，倒掉，聊表讲究卫生。随后，满满一桶水就被搁在了田埂上。会计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花两毛钱买来的小纸包，打开，将糖精倒进桶内。又用手指弹了弹包装纸，扔掉。接下来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他撸起被汗水浸得湿哒哒的袖子，将整条胳膊伸进桶里，像搅拌机一样，搅得木桶里的水起了个深深的漩涡。社员们陆陆续续从秧田里上来后，他们变戏法似地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碗、盆和缸子。村里的孩子们闻讯赶来了，父母们连忙将这难得享受一回的福利惠及自己的子女。我没喝，我立在一旁，看着他们。那些小孩就像今天在电视里看到的索马里儿童一样，一个个衣衫褴褛，发育不良。有的男孩子全身赤裸一丝不挂，身子被晒得黢黑活像非洲人。他们捧着与他们的身材极不相称的硕大餐具，大口地喝着盖世无双的“饮料”，喝得从嘴角两边溢了出来飞流直下如二龙戏珠。我到死也忘不了那令人心酸的一幕，它就像一粒子弹，射入我的颅内，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停留下来，偶尔闹一闹，让我始终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1969年，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，而1973年，中国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却在以这样的方式来防暑降温。
当年的孩子们如今早已做了父母，他们的孩子再也不会遇到那样的事情了。今天的孩子或许不能理解上辈们曾经遭受过的种种磨难，或许会认为，有那样的事？编故事吧？可那真的不是编故事，它的确发生过，只不过是四十几年前的事罢了。
如今国家强盛了，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也确确实实该好了。老一辈的人吃过太多的苦，是该好好享受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