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阅读时，遇到两个有趣的人。
他们的一生，让我在不惑之年拧着眉头，再次思考起人生这个严肃的话题。不管上帝是不是正在暗笑，我都被引领着，兀自深陷进去。
这两个人，一是北宋的诗僧道潜，一是被我们称为“驴友”祖师爷的明朝旅行家徐霞客。
道潜最初与秦观交好，一次聚会中，遇见杭州刺史苏轼。道潜席上赋诗，挥笔而就，苏轼甚爱之，认为其诗句清绝，与林逋不相上下。二人遂交往甚笃，唱和往还，结为忘形之交。
之后，东坡任徐州，道潜追随到徐州。东坡改知湖州，他就到湖州。东坡遭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，他不远千里又赴黄州。后来东坡再起，知杭州，道潜自然又赴杭州。东坡自杭调京，却又遭贬至海南岛，道潜二话不说，又要从杭州转海南相访。东坡觉得自己都可能有去无回，死活不同意他来，作书劝止道潜才作罢。
不久，道潜受牵连，被革除僧籍，受到对僧人来说最重的惩罚。一番坎坷后，东坡被召回，中途至常州而逝，道潜作悼诗数首。苏轼移葬汝州小峨眉山，道潜专程去悼念，又作悼诗数首。
这位本是弃绝七情六欲的化外之人，却心如此诚，情如此厚，厚到“一世追随”的境界。
徐霞客呢，他32年间游历了21个省；54年的生命，大半在路上。他不避风霜雨雪，不惧豺狼虎豹，三次遇盗，数次绝粮，几次险些丧命……后来一次出行时，年事已高，朋友劝他：“路途遥远，凶险难测，何苦以身犯险？”
徐霞客笑道：“我随身带铁锹，死便埋我。”
朋友说：“天地何用，不能席被；风月何用，不能饮食。你游历天下，有何意义？”
他是真喜欢。《徐霞客游记》开篇写宁海天台山，“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”。情感与山光合而为一，自在自得。
最后一次出行时，徐霞客历经3年跋涉抵达丽江、腾冲一带。在那里，他双足患重疾，再也走不动了。云南地方官敬重其勇气，派车马把他送回故乡江苏江阴。不久，徐霞客长逝。
我细细揣摩二人生平，陷入的是现代人思考的窠臼：他们这一生，都做了些什么？有什么价值？他们知道自己这么做的意义吗？
譬如，道潜追随友人，游山玩水，腻在一起，虚度光阴；徐霞客呢，虽有一部游记传世，可在他生前并不为人所知。也就是说，支撑他们一生游荡的，肯定不是现世功利。
立心，赋予人生意义。
在道潜所奉的佛教看来，世界一切皆虚妄；生命，纵百年煌煌，终难逃寂灭。而他在虚妄的人生里，不执着于虚妄；像拂去泉水表层的草末般，他拂去虚妄，直抵性情本质。徐霞客呢，那个年代，男人立身讲的是功名利禄，最不济也要文动天下，他却别开一条僻径，要走独属自己的人生。
他们的人生不是被画定的模板，而是精神性的线条，令人长久回味。
但为什么我们总感觉，这样的一生，有点缺乏意义呢？
也许，问题的症结在我们。从一开始思考人生，意义与价值便成为我们最为纠结的事情。它们是藤和树般的缠绕，使我们常常混淆主干和茎蔓的关系。我们衡量价值，又总会依据它们与功名的距离、与财富的距离而判断。
当然，两位古人不是范本，我们毋庸模彷并将其崇高化。我陷入深思，是因为他们衬得我们眼里的价值，俗气、浅薄，功利化。
而他们，呈现的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力量。穿越时间，率性纯真，成为自己。
我想起一位国学家的论断：什么是最可怕的文化？就是只讲效率功利、不计其他的工具文化。什么样的民族没有未来？就是只讲效率、只讲利害、只讲功利、以成败论英雄的民族。
我的头上，起了一层涔涔细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