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震了一下，我点开银行短信，看了一眼金额，然后锁屏，继续玩电脑。那时候宿舍里其他三个人都在，一个在打游戏，一个在看剧，还有一个在跟女朋友打电话。
我不知道他们每个月多少生活费，但从平时的消费来看，应该都比我多。我没问过，也从来不跟人比这个。但心里还是会有那种感觉，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别的什么。
我没想过这1200块钱是从哪来的，也没想过他们自己每个月花多少。年轻人的脑子装不下这些，装的是明天要不要逃课，周末去哪玩，还有那些现在想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事。
那时候只是觉得1200块钱是父母应该给的。
父亲是个渔民。他的工作没有底薪，没有五险一金。能不能挣到钱，要看天。台风来了要躲，风浪大了要撤，鱼汛来了要抢，一网下去，没捕到渔获就没有提成。还得看船老大给不给机会，渔船出海一趟少则十天半个月，多则几个月，船老大说这趟不带你了，他就得在家里干等着。
母亲是个三脚虎司机。她不识字，普通话也讲不明白。她开三脚虎拉客载货，一开就是几十年。没有上下班时间，没有休息日，想多赚点钱，就得早出晚归。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，晚上什么时候回来取决于还能拉到几个客人。冬天冷风灌进车厢，她的手冻得裂开口子，贴了胶布继续握紧方向盘。
母亲的三脚虎没有导航，她也不认识路牌，但她记得镇上每一条巷子的位置。客人说去哪里，她点点头，三脚虎就突突突地开过去了。
一个乘客一块钱，一车货几十块钱，一个月跑船几千块钱。他们给我的生活费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攒起来的。
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，都是穷苦的农民。种田的种田，打鱼的打鱼，能吃饱饭就已经是幸事。父亲只读到二年级，母亲一天学都没上过。他们没有家底可以啃，没有关系可以靠，也没有退路可以走。
就是这样的两个人，把日子过起来了，把我养大了。
他们供我读私立学校。初一开学前，他们找了关系，把我送进县城最好的学校，学费比公立贵好几倍。母亲说，你不能像我们那样一辈子都困在村里；父亲说，我多跑几趟船，学费能赚回来的。
又过了很多年，他们把会漏雨的小平房重建了，盖成了两层的小别墅，在村里不算最好的，但这大几十万，这一砖一瓦，全是他们拼命挣来的。
父亲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少年，母亲的三脚虎从村里到镇上不知道跑了夺少趟，那些钱变成钢筋水泥，变成地板上的瓷砖，变成二楼明亮的房间。房子建好的那天，父亲又出海了，母亲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没说一句话。
我大学时，他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给我打1200块钱。
不管渔船有没有靠岸，不管三脚虎有没有拉到客，大学四年下来，这笔生活费从来没断过。我一直以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后来才知道，有些月份他们自己过得紧巴巴的，家里买菜都要算计，但我的生活费从来没少过一分。
1200块钱在大学的宿舍里，不算多。当看到我的同学们吃饭购物眼睛都不眨一下时，我心里不是没有想法，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过得那么宽裕，而我要算着钱过日子。
直到工作后才发现，钱到底有多难挣。
我在深圳上班，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，每个月工资到账，去掉房租、吃饭、购物、交通、人情往来，剩下的没多少。我甚至很难每月固定给父母1200块钱。
在我这个年纪，他们已经能够撑起一个家了。他们什么都没有，硬是靠自己的力气，把日子从泥里拽出来。
我呢？我今年三十多了，连自己都养得磕磕绊绊，面对生活的压力，常常觉得喘不过气。每次想到这个，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。
他们面对的，是比我更难的日子。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退路，但他们没说过难。
我只是在要钱的时候，才会想起打电话回去。电话那头，他们总是问“够不够”，从来不说“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打点钱”。
他们默默地把该做的事做了，把该担的责任担了。孩子需要什么东西，他们会想办法。上学要交学费，他们会想办法。家里要盖房子，他们会想办法。他们总有办法。
长大后我才意识到，父母有多厉害。
他们那一代人，好像天生就会解决问题。船不出海了就找别的活干，拉不到客就找面包店拉货，钱不够就省着花，日子难就咬咬牙。他们从来不想是不是命不好，从来不抱怨生活对他们不公平。他们只是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想办法。
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把我放回他们那个年代，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，把一个家撑起来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的是，在我以为一切理所当然的那些年里，他们默默地把所有困难扛在了肩上。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下雨天屋顶漏雨，母亲拿脸盆接着，水滴声滴滴答答。她一边把我的书桌挪到滴不到雨的位置，一边说等以后房子重建了就不会漏雨了。
后来房子真的建好了。
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说过做不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