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多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，我在急诊值班。那次的雪很大，鹅毛般的飞雪飘飘洒洒地下了整整两天。医院门前的交通瘫痪了。
那天天刚擦黑，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。没等车停稳，急救人员就从车上抬下担架冲了进来，边跑边大声地喊着：“心搏骤停，心搏骤停！”分诊台的护士快步迎上去，带着他们往抢救室跑。
在连续抢救了几十分钟后，患者仍无意识，瞳孔散大到边、没有光反射，动脉没有搏动，血压测不到，心电监护仪上依旧是一条直直的线。很显然，他对我们的心肺复苏没有任何反应，已经死亡了。
“有家属吗？”我喊了一声。有个警察进来了，我一看，这人我认识，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。
我说：“人没了。”
他说：“你等着，我给你叫家属。”
过了半分钟不到的样子，他拽进来一个个子不算高的男青年，二十来岁，瘦瘦的。
“这是病人的儿子。”民警说。
我给这个小伙子讲我对患者心搏骤停原因的推断，我说患者大概率是心脏出问题了，大面积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最大，送到医院时心跳停的时间太久了，大脑也已经重度缺氧，抢救没任何反应，人已经没了。他低头不说话。我想，他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。
没想到一个月后，那位民警又和我提起了这个病例。那天，他送一个躺在大街上的醉汉来治疗。给这个醉汉处理完之后，正好我也交完班不忙了，就和他聊了起来。
“还记得一个月前送来就死了的那人吗？”他说。
我说：“记得，咋了？”
他说：“你还记得死者的儿子吗？死者是带着这孩子来精神病医院看病的，兜里有挂号条。两人是在找旅馆的时候，出的事。”他继续说：“后来就剩这孩子了，当时他还没吃饭，多可怜啊，这么冷的天。我拉着那孩子到对面的拉面馆给他买了碗面，让他暖和暖和。他就站着，不敢吃，非要找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死了他都不知道哭。”
“唉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两人啥行李都没有，就一个双肩包，这孩子背着，死活不放手。他说：‘我爹说了，这是我的命。’我粗略地看了下包里，没什么违禁的东西，就没非得把他的包给抢过来查。后来，我们把这孩子送到了北五环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。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医生仔细检查了孩子的那个包。一件件往外掏，有条破毛巾、几袋榨菜、几个干巴了的面包、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没一样值钱的。都掏出来了，医生觉得不对，因为包还挺沉。他伸手往包里摸，在最下面摸到个夹层。你猜怎么着？”
“有危险品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是。医生从里面掏出来一捆捆的钱，整整齐齐的，有六万元。”他说。
“怎么会有这么多现金？
这两人怎么看都不像有这么多钱的人。”我说。
“能有啥钱？”他继续说，“我给死者的村里打电话了，村干部说这六万块钱是他一辈子的积蓄。这孩子十来岁就犯病了，精神问题，治了很久都没治好。这个父亲一个人拉扯孩子，他自己也有心脏病，常说心口疼，但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，都省给这孩子了。这次来北京是想让孩子住院彻底治治的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村里来人带着骨灰和孩子走了。唉，真让人心疼。”他说。
很多人被这个病例中的父爱所感动。
父母的自我牺牲，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。在孩子病情危重时，绝大多数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牺牲自己，如果有可能，他们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回孩子的命。
但问题来了，牺牲自己一定能救孩子吗？未必。
正如这个病例中的父亲，他离开了，孩子的病也没好，父亲的牺牲不仅没有救孩子，反而让孩子未来的命运更悲惨。所以，单纯凭借天性、靠自我牺牲的爱未必是最好的爱。
作为一名天天在临床救治生命的ICU医生，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病例，见证过各种各样的爱之后，我认为理性的爱应该包括三点：先救自己、拥抱时间、不放弃希望。
首先是先救自己。先救自己不是说父母应该忽视孩子的需要和安全，而是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和理智。先救自己不是自私，而是更务实的爱。对自己好点，只有自己健康和安全了，才能更长久地照顾孩子，给孩子提供更有价值的帮助。
这看似是个常识，做到却并不容易，尤其是父母在遇到孩子生病甚至处于危难之时。先救自己是理性的爱中最难做到的一环。
其次是拥抱时间。当我们遇到一时还无法解决的困难时，我们很容易被爱的名义所裹挟，不理性、无原则、盲目牺牲。而事实上，先争取活下来，把困难交给时间，用时间去对抗困顿，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。
有时间，我们才有希望。在帮助孩子用药控制病情的同时，把重点放在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，为孩子遮风避雨，等待时间带来新的治疗药物和技术，可能会是这个父亲更好的选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