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太太就是我了——年逾古稀，不谓不老吧；一头亮爽爽的白发更成了醒目的告示。三轮车夫（更准确的应称“全封闭载客三轮摩托车司机”）呢——纯属巧遇，该算是缘分了。
这事还得从小金鱼说起。
前天晚上暴雨骤降，院子里的小水池一夜溢满，几条小金鱼眼看要游出去了！于是我赶紧放水：起码得减少两寸吧。
但，不想却忘了关排水阀。次日下午才猛然想起。走近一看：干干的池底上五条红红的小鱼全都“躺平”了，几只绿头苍蝇正在嗡嗡营营呢！
唉，别提我有多懊悔了。自打小金鱼进驻我家，算来已有四五个月了。从孩子们刚买来时的一二十条，到现在就剩五条了。也算是适者生存吧，数日来这五条一直活得很好，而且总是集体行动，两条大的常玩“追鱼”：红的一条紧追花的一条，飞快地转来转去；其它三条也尾随其后，像在助战一样。小小的鱼群为小院增添了勃勃生机，池中的睡莲都显得分外娇艳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”七岁的小孙孙更是蹦蹦跳跳地数来数去。
但，这下可好了！咋向孩子们交代？怎么说得过去？唉，附近又没有卖金鱼的。小区门口的小超市倒是有活鱼，但只有草鱼、鲫鱼、乌鱼……而且都挺大——最小的也有三两多重。咋办？不如先买两条试试。于是我买回两条小鲫鱼。
重新放满池水，赶紧将两条鱼放入。虽然有一条“打偏偏了”，但另一条游得甚好。
午饭前放入水中，下午竟都自在地游动起来。第二天早上也都游得挺好。但，没想到的是：傍晚再去看，两条鱼都翻白了，而且一动不动——显然是死了！我只好心痛地拾起，打整打整放入冰箱。
唉，偏偏这天又是周日，晚饭后孩子们照例又都过来了。小孙孙一进门就高声嚷嚷：“奶奶，小鱼喂了吗？”小家伙最喜欢喂鱼了。可现在，唉，怎么说呢？虽然谁也没有责怪，但显然都挺惋惜的——好不容易活过来的五条，刚刚适应了环境……
唉，咋弥补呢？我盘来算去：再买小鲫鱼吧，兴许这四平米的小水池就养活不了那样的鱼；但金鱼，可又上哪儿去弄呢？想了一宿——连做梦都在买鱼。
第二天清早，一睁开眼，忽然闪过一念——“上网！”嗨，咋把这茬忘了！我霍地坐起，打开手机。果然查到本街区内就有几处售卖金鱼（观赏鱼）的。其中最靠谱的是“水族生活馆”，而且留有联系电话。打通以后，说是就在江浦路西站，乘28路公交车便可直达。
早饭后我便背上双肩包，装入两个大塑料瓶，兴冲冲地出发了。
但，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并没有28路车！
候车处坐着一老一少两位男士。见我走过去，那位穿“交投”工作服的小伙子，大约三四十岁吧，便站起来让座。但他们都不知道28路车。再问“江浦路西站”呢，也都是一脸茫然。看我挺着急的，小伙子便上下打量着我。我也下意识的看看自己：浅蓝色的碎花连衣裙，黑色的平底凉鞋，亮爽爽的齐耳超短发——洁白如雪，毫无杂色；口罩也带得好好的呀。
“可以问一下您的年纪吗？”他轻声地说。
“哦，七八十岁了。”我笑道。
“我帮您查查吧。”他马上掏出手机，直接用语音进行查询。结果是：到前面的地铁站乘40路公交车，然后再转乘……。此时站上又来了一位年轻女士，小伙子又向她询问，果然得到了证实。
看来必须转车了。这对我来说倒是家常便饭：兜里揣着“老年乘车卡”，咋转都行；但，前面的地铁站必须步行两站后才能到。我不由踌躇起来：天空一片瓦蓝，大街尤显宽阔，街心那一排紫荆花更是红得耀眼——今天是“35度、晴”——出门前我就查过。
看我挺为难的，小伙子便说：“叫辆三轮过去吧——喏，街对面就停着一辆，你看，红色的。”是啊，这倒不失为一招。我连忙点头。
“喂，三轮——三轮——”他便扬起手臂大声招呼，那辆停在树荫下的机动三轮果然掉转车头，横过街来。
蹬（开）三轮的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士（就称他“大叔”吧）。这位大叔胡子拉碴的：口罩吊在下巴底下，露出红红的鼻头。他眨巴着布满红丝的眼睛问：“到地铁站吗？五元钱。”再问他江浦路西站呢？说是不大清楚，但晓得是朝哪个方向。
“边走边问嘛，保证把你送得到。”他说。
我想，反正就在本街区内，也不会远到哪去。与其转几次公交车不如就坐他的三轮直达吧。
“那，车费呢？”我问。
“总得有十几块钱，就算十五元吧。”他说。
于是我上了他的车。
好多年没坐三轮了。这简单的二人座倒也是沙发垫，只是，一坐下才觉得很热——阳光斜射到脚上，那薄薄的车皮怎能档住末伏的酷暑呢。
“啊，大热天蹬三轮，也真够你们受的。”我说。
“成都还算好哟，重庆才叫热得恼火。那里没得这种三轮，全是靠棒棒挑。”
咦，他怎么这么熟悉？“你在重庆干过吗？”我不由脱口而出。
“是嘛，才出来找活路那几年，就是在重庆当棒棒。”他回答得倒挺爽快。我一下想起了热播过的方言电视剧《山城棒棒军》：是啊，顶着四十度的高温，挑着百十斤的担子，一步步登那陡峭的梯坎——怎么受得了啊！我不由对这位“复员军人”肃然起敬。
“哎，你把车门都打开就凉快了嘛。”他说着帮我把车门全部拉开。但，我又拉回一大半——这小小的车厢，开着门多危险！宁可热点，安全要紧。
这位大叔开车挺谨慎的：每到十字路口，即便大路上就他这一辆车，也会主动停下来，并盯着红绿灯对我说：“还是开慢点，安全些……”。而且也的确是在“边问边走”：遇到路边停着这种红色三轮他就靠过去问路，对方倒也都耐心地指点着。
“前面路口倒右拐，不要过桥，直走就是江浦路了。”最后一位指路的三轮车司机说。于是大叔便不再左顾右盼，一直向前驶去。
果然看到了公交28路站牌。我便注意起街边的商铺，没多远就发现了《水族生活馆》的牌匾。于是车就在路边停下了。
“这样吧：我还坐你的车回去，来回一起付费，行吗？”
“三十元啰。”他立马回答。
“往返一起算哟……”
“那就少两元嘛。”
“二十八元？”
“对头。”
“好的。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是先付钱，还是？”
“等你回来嘛。”
于是我下了三轮，走进水族馆。
虽然门面不大，但里面却挺宽敞。大大小小的各式水箱，五颜六色的各种金鱼，光彩陆离，四壁生辉。馆内凉幽幽的，颇有“水底世界”之感。
我问柜台后那位姑娘：有没有“最好养活的”金鱼，小孩子养着玩的那种？
她便领我来到一处大水箱前。只见许多纺锤形的小金鱼在欢快地游动。“这是‘草金’，两元一条。是最好养活的冷水鱼了。”她说。这时那位司机大叔也进来了。我要了二十条，她便用一个小抄网捞起鱼来。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二十。”姑娘点完数后，大叔又风趣地加了一句：“再奖励一条嘛。”她会意地笑了，于是又加了一条。
我指着旁边的鱼缸问：“这些大一点的呢？”
“这叫蝶尾，五元一条。也好养”。
“喔唷，硬是好看！鼓眼睛，大尾巴！”大叔眼睛发亮：“喏、喏-——这条，这条。”显然他已看好了。于是我又要了一红一黑两条“蝶尾”。
看看我带的塑料瓶，姑娘摇摇头：“这个不好冲氧，还是用塑料袋吧。”哦，原来还需要冲氧！于是她用充氧机连水带鱼把大大的塑料袋冲得鼓鼓的。
“啊——起码有五六斤吧！”我盯着大叔看：“这……”
“我帮你提嘛，老人家。”他马上心领神会地说。
呵呵，“老人家”——我的这一头亮爽爽的白发常会赢来这样的尊称。我自是欣然同意了。
上车后，他直接把鱼提进了驾驶室：“挂到这里稳当些。”他说。的确——这连水带鱼的一大袋，只有挂在他的车把上才最合适。
于是我们开始返程了。
一路上随便聊聊。得知他家在资阳。我便说“就在铁路边上吧，交通挺方便的。”
“我们还在安岳，在乡坝头，路都还是泥巴路，不好走哟。”
“生活呢，还好吧？”
“好啥子哟，年轻人尽都出去打工了，只有老人还守到屋头。”
“那，地呢，都撂荒了吗？”
“唉，荒得多哟，草都长起好高——没得法呀——种地根本挣不到钱，搞不好还要亏钱。出来打工么，总还能挣几个，给留在屋头的老人改善一下。”
我默然了。眼光落到他那件陈旧的蓝色纤维短袖上：背后的下摆处还有一个明显的破洞；再看看他的头发：虽不至像一堆蓬草，但显然是好久没理了。唉，这位大叔，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。
路过一个挺气派的小区。只见大门右侧，街边上停着两辆三轮板车，一辆堆满水果，一辆摊放着蔬菜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：现在也有十一、二点了，回家再上超市……不如就在这儿随便买点吧！征得他的同意，车便停在了一棵蓊郁的大榕树下。见他已跳下车了，望望车门外火辣辣的太阳，我想：不就是豇豆、苦瓜嘛，就托他帮忙各买两斤吧。
“要得。”他爽快地回答，径直向车摊走去。我也就索性坐等回音了。
只见他在那儿认真地挑来选去，还看着秤杆讨价还价。
“一共十元，我砍成了九元。”他兴冲冲地报告。我付了款，又托他再帮我买一个小西瓜。
“无籽西瓜，三元钱一斤。这一个是十八元，我帮你要成了十七元——嘿嘿，又省了一元。”大叔又乐呵呵地报告，就像是给自家买了便宜货一样。
我也挺高兴，倒不在省下了两元钱。我之所以敢买这么多，其实已经打好了主意：请他帮忙送到家里——从小区大门口到我家还有四五百米远呢。
我把想法告诉他：“……那就加两元钱-——凑个整数，三十元，行吗？”
“要得。唉，你们老年人，出趟门不容易哟。”他两眼盯着我，诚恳地说。
我心中霍然一震：如此爽快！显然不是因为那追加的两元钱；而是——“老年人”。尽管被尊称为“老年人”并不顺耳，但我这一头亮爽爽的白发显然触动了他，或许使他想起了远在农村留守的白发老母亲……。
车停到了小区门前的广场上。我告诉他；“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带好口罩紧跟着我走就行。进门后要测体温的——你照我的做就可以了。”进大门后，他还是主动去向门卫解释“我帮这位老人家拿东西……”其实门卫倒并没在意。测体温时，他竟然拿手机靠上测温口，呵呵——等于没测。好在也没人注意到。
“哦，这里头好寛呀。”他四下打量着，“好荫凉哟！我从来没进来过！”受他的感染，我也不由对自己的小区再次刮目相看。的确，我们小区的绿化确实不错——我的一首配图小诗《小区即景》就曾获得网友们的频频点赞：
仲夏丽日，满目翠碧。
草木葳蕤，宛若园林。
步道广场，一处一景。
开窗见绿，出门踏青。
浓荫蔽日，鸟语蝉鸣。
我不由佩服起他的眼力，对他又多了一份好感。
“哎，豇豆呢？”他忽然停住脚步，看看自己左手提的鱼，右手提的西瓜，诧异地问我。
“哦”我说：“西瓜和鱼就够你拿的了，豇豆和苦瓜我都放到双肩包里了，你看，喏，我背着呢。”
“哦。”他这才放下心来。
进了单元门，上了电梯，到了我家门口。我刷开门锁，掏出三十元钱递给他（来回的车费加两元辛苦费）：“谢谢你了”我说。
“哎，不消谢。”他放下手中的袋子，乐呵呵地接过钱，转身便要走了。
“等一等。”我赶紧走进屋，打开冰箱，取出一瓶可乐递给他：“天太热了，你也凉快一下吧。”
“这……不、不。”他忽然局促起来。
“这一路辛苦你了，解解渴吧。”我说。
“哦——”他盯着我的眼睛，顿了顿，才伸出双手接住：“谢谢你啊！”声音有些哽咽，眼里闪动着泪光。
“哎，快别说了，是我该谢谢你啊！”我不由甚感愧疚——这一路的真诚相助，那区区的两元钱……
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忽然想起大山里的乡民——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的一篇旧作《那年、那山、那人》。当年，作为国防三线厂的员工，在那出门就爬坡的偏远山乡，每逢赶场，我们便常常请乡民代劳：把向他门买的东西（粮食、瓜果等）帮我们送（背）到家中。从集市到我住的那片宿舍，要爬一个高约二百级左右的坡；而他们也总是毫无怨言，心甘情愿地背着背篼爬坡上坎，无偿地为我们代劳。
啊，那一个个难忘的身影，那一位位善良的乡民……眼前这位大叔不也和他们一样吗——虽然进了城，成了打工一族，其淳朴善良，助人为乐的秉性依旧一如既往。而大叔的一次次尊称更令我感慨：“老人家、老年人”—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尽管时代在变，但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美德依然存在，尊老敬老已成为融入国人血脉中的基因。
